器官移植是将某一个体的器官用手术的方法，整体或部分地移植到其自体或另一个体的某一部位的治疗手段。直观上看，器官移植技术的诞生及成熟使得“器官捐献”这种社会行为越发普遍。但从哲学角度剖析上述定义，萌生“器官移植” 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治病救人，但实现这个构想的思维逻辑却源于 “利他” 这种以人为对象的亲社会行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化器官捐献和移植形成了具有强烈社会参与特征、工作体系庞大且涉及面广的业态模式。相关领域的发展超出了移植技术范畴，需要多方共建，共同维系。本文尝试阐述在当前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在这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中不同群体如何受益。

01利他主义和互惠原则

 利他（altruism）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扎根于文化的土壤。在东方文化中，“利他”原为佛教用语，意指给予他人方便和利益，不求回报。在现代语境中，利他主要指为了使别人获得方便与利益，尊重他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出于自觉自愿，有益于社会。人们通过采取某种行动，—方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又帮助了别人。在西方基督文化中，利他主义被视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和宗教义务，常用著名的口头语 “善良撒马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 作为 “利他行动者”的代名词，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与利他相关联的还有 互惠（reciprocity）原则。“给予就会被给予” 这是心理学上的互惠关系定律。“利他” 和“互惠” 均是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常见的伦理原则。以下将会围绕相关方面阐述。

02器官功能衰竭患者

 器官捐献和移植最直接的受益群体。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08月，我国实现遗体器官捐献5.4万例，捐献器官16.7万余个。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已有超过16万名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因捐献善举得以重生。移植不仅为的是暂时活命，随着移植医学、免疫学和护理学的发展，移植患者获得良好的长期预后。以较为复杂的肝移植为例，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达80%，10年生存率近70%。

 或许你听过：肺移植女孩吴玥与她 “放牛小弟”的故事，那支“一个人的球队”五名成员与“叶沙”的故事...他们常思念常感恩那位让自己活过来的英雄。

 我在游历各国的公务途中也认识一些“身份特殊”的同事，特殊在于让他们入这行的原因正是他们身上正跳动着别人馈赠的生命礼物。

 然而，上述的他们都是幸运儿。全国当前仍有16万的患者等待移植，106万患者正在透析。至今，世界上仍没有一个国家能将移植等待名单“清零”。

03移植患者家庭

 器官功能衰竭不仅给患者本人带来痛苦，也为患者的家人甚至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对于长期透析患者的家庭而言，患者必须要进行规律的门诊透析,同时也面临其他并发症不断出现的情况,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低下,自理能力下降。作为家庭主要照顾者将面临沉重的经济、体力及心理负担。肾移植成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重新获得生活的自主权和尊严，并能再次投身服务，整个家庭也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此外，我们还常看到 “移植患者康复后圆生育梦”的报道，喜见家族血脉得以延续。

04公民与捐献者

 器官捐献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阐述，“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 今年五月国家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遗体器官捐献”。截止今年八月，我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680多万。

 在这当中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诞辰之日他们对生命的意义有所思考：

 世界上最公平的事莫过于每个人都会死亡。我们决定不了生命的长度，但在登记捐献意愿的那一刻，我们的生命变得无限宽广，因为死亡已不再是终点。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我们将被这个世界铭记。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曾认识一名尿毒症患者，在等待肾移植满一周年的那天，他和家人朋友一起在网上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他们给出的原因很简单：“既然愿意接受别人的馈赠，为何自己就不愿意捐献”？

05捐献者家属

 研究表明，器官捐献这一行为能为处于悲哀状态的丧亲家属带来内心安慰。一方面，通过捐献器官延续别人生命，这也是给在世的家人留个念想。另一方面，“利他精神”具有强大的治愈力和感染力。这里不禁想起那个曾让全意大利人民震撼的真实故事：美国7岁小男孩Nicholas与父母在意大利度假时意外被当地黑帮枪杀，纵然在意大利遭遇不公和恶意，经历着此生最痛苦的挣扎，但孩子父母最后还是决定用爱去和这一切和解。“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赠”。他们知道如果儿子能够选择，他也会选择帮助别人，而不是在经历不幸后一直活在仇恨中。以给予他人重生希望为终结，这对Nicholas父母来说是对悲剧和仇恨的释怀。最终，Nicholas的器官帮助了7名意大利人, 这些受者大多数是在生死边缘徘徊的青少年。起初面对这些数字，Nicholas父母没有太大的感触。直到后来，亲眼见到这些被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时，他们才真切感受到器官捐献的意义。在此之后，Nicholas的父亲每年都会去意大利宣传器官捐献，提升意大利人的器官捐献意识。

 当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定期组织开展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人的缅怀纪念活动。各级红十字会已建立捐献缅怀场所240余处，里面充满了对每份大爱奉献的敬畏，也承载着家属无限的思念和寄托。

        利他也能利己。互惠（reciprocity）是一个与利他主义关系紧密的概念，“给予就会被给予”。在禅修语境中人们常用“舍得”一词体现拥有超越境界启迪心智的人生智慧和态度。“有舍有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 在当前实践中，《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第二十条明确提到，“患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其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曾经捐献遗体器官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 

 通过这些政策实现不断迭代的互惠之后，捐受群体之间交换了彼此的信任、相互的情感关注，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团结的程度得到提升，随之个体对捐献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发生改变。无论如何，上述的这些都是植根中华文化，被老百姓广泛接受的人文伦理道德思想。

06患者医护团队

 我曾听过一名重症科的年轻大夫说，"这些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了脑死亡减轻无效医疗负担的临床实践意义，让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家属沟通病情，如何建立更互为信任的医患关系……"

 我曾听过一名重症科主治医生说，“我知道开口跟家属说可考虑选择器官捐献有多难，但我更知道科里曾收治的几个急性肝衰竭年轻小伙等不到移植而走是有多遗憾……”

 我曾听过一名重症科的骨干说，“我知道躺在床上的这个患者已回天乏术，但我现在做的器官维护措施并非无意义，我知道我在救另外的几个人……" 

 我曾听过一名重症科护士长说，“我看到了在病房插满管子的老周最后能有尊严地走过荣耀之路，看到了愧疚的家人有所释怀，还有站在通道两旁的同事热泪盈眶……”

 我曾听过一名重症科大主任说，“2013年到2018年间，我所在医院的ICU产生了8位器官捐献的病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至少100次努力。很多人会不理解，包括有些医务人员也会不理解，ICU医生是不是不应该去谈这件事？我觉得不是。我常说，一朵花要枯萎了，我们争取器官捐献，就是让它在别人身上重新开放。这也是ICU医生的一份责任……"

07协调员及捐献管理机构和工作团队

 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的改革孕育了一个新生职业，催生了一种新生机构组织。职业使命和工作职责注定了每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和每个捐献管理机构和工作团队均是器官捐献理念的倡导者和捐献方的代言人。他们用真诚的态度和专业的技术确保每一位患者的捐献意愿得以实现，确保每一次家属的托付都被照护，确保每一份生命礼物能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延续。他们成就了伟大，也成就了自己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拥有了不平凡的从业经历和被认可的职业生涯。

08移植医院

 器官移植手术被称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际上开展的器官移植技术我国均能开展,一些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展移植手术的门槛较高，不仅要求移植团队的技术过硬，还需要多个科室的密切配合，考验的是一家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学科底蕴。但反过来看这也是提升一个医院整体实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80多家，负责移植患者术前、术中和移植术后的管理。国家卫健委对医院移植资质的审核十分严格，并会不定期组织“飞行”检查监督临床规范性及医疗服务质量。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高精尖医学人才。当前我国移植领域人才济济，技术创新潜力大，该领域被视为孕育“名医”和“院士”的摇篮。

09社会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不仅体现了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展的“生命接力 · 大爱传递”项目其落实情况已于2023年3月被编入《2022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器官捐献”成为倡导社会文明的新风尚。

 此外，器官捐献与移植渗透着浓烈的社会参与感。移植器官是一种来自社会的稀缺资源，分配机制让这种公共资源得以公平调配，用于社会有需要的人；医护人员通过移植技术让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继续服务社会；移植患者和公众受恩感召逝世后捐献器官回馈社会。这就形成了“来自社会，用于社会，回归社会，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良性生态循环。也正因与社会行为的紧密相连，使得"大众认知"、"社会支持"、"公众信任"、“第三方监督”成为了捐献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人们常说“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若在更深层次评述：“没有信任就没有捐献，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

 与社会密切相关还体现在相关行为或言论可产生重大的“蝴蝶效应”。正面的事例可为社会营造和谐团结的氛围，例如前文所述七岁男孩Nicholas的新闻就曾在意大利形成了一场器官捐献风潮，人们称之为“Nicholas效应”。意大利人视Nicholas为英雄，他们以Nicholas Green命名了50个广场和街道，27个公园，27个学校，以及16个各种建筑和纪念物。意大利的器官捐献率也顿翻3倍，当初那个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器官捐献率垫底的国家，一下子名列前茅。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及长期被科幻渲染，“器官移植”被视为具有神秘色彩和争议的敏感话题，负面报道和操作误区容易造成突发社会舆情，塔罗牌式引发各种质疑，对整个信任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应时刻关注社会反馈和老百姓需求，三省吾身，谨记职业使命，坚守职业道德，提升服务质量。

 结语

 “利他” 和”互惠“ 是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中常用的伦理原则。现代化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形成了具有强烈社会参与特征、工作体系庞大且涉及层面广的业态模式。相关领域的发展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需要多方支持，共筑共护。同时，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是一项关系社会福祉的民生工程，其发展促成了“来自社会，用于社会，回归社会，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良性生态循环，它时刻在创造生命的奇迹，也在为社会添温暖，促进社会和谐共生，让各方受益。多年国内外工作阅历让我深刻明白，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式和体系，路漫漫兮修远兮，但大家却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向光而行，为生命而奔赴”。